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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1859年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的伯灵顿，是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杜威离开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思想成长过程一直处在进化论的重要影响之下。这是我们理解杜威宗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
根据杜威的回忆，他童年时期在信仰方面的经验是痛苦和压抑的。杜威一方面在家乡的树林和湖泊中过着亲近自然的童年生活，但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总体文化氛围，特别是杜威的母亲不断逼问杜威是否“正确对待耶稣”，他母亲的那种福音派的公理会信仰留给他一种“区分和区别感”，一种“自我与世界、灵魂与躯体以及自然与上帝的异化感”，总之令他感到“一种痛苦的压抑”。（LW5：153）
根据麦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对于杜威的采访，我们得知杜威早年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有过“神秘经验”。尽管那个经验不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神秘经验，其中没有异象等，只是一种蒙福的感觉，但是解决了一直困扰杜威的有关自己祷告的时候是否当真的忧虑。杜威说：“从此我不再有任何担忧，也没有信念。对我而言，信仰意味着不担忧。”可见，杜威逐渐放弃了具体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信条，但他还是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强烈宗教感，这是我们在理解杜威宗教思想的时候要加以注意的。杜威的这一特征在《共同信仰》中有关“宗教”与“宗教性的”的论述方面得到集中体现。
杜威形成《共同信仰》为标志的较为成熟而系统的宗教观，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在上帝的形而上学方面，杜威经历了一个立足新黑格尔主义到离弃黑格尔主义的过程。1884年他写道：“作为完美的人格或者意志的上帝是唯一的实在，而且是所有活动的源泉。因而是个人人格的所有活动的源泉。这个完美的意志是个人生活的动机、源泉和实现。他（个人）已经摒弃他自己的作为一种非实在的特定生活；他已经断言唯一的实在是那普遍意志，而他的所有行动都发生在那个实在之中。”杜威在1930年写道：“我已经渐渐离开黑格尔主义……不过我永远不会想忽视、更不会想否认结缘黑格尔在我的思想中所留下的长久积淀。”
杜威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哲学研究班期间，深受George Sylvester Morris所讲授的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影响，而绝对唯心主义是那个时代英国和德国的主导性哲学流派。杜威早期实际上是一位绝对唯心主义的捍卫者。在他看来，作为新兴学科的心理学，作为一门意识科学，可以用来支持唯心主义的基本主张。如此，他认为心理学就不会是对于人们自我-形象的一种新的科学威胁，反而是一把发现超越的精神实在的钥匙。为此，杜威不遗余力地在其首部著作《心理学》中论证其“心理学唯心主义”。
但是杜威的这类观点与当时已经颇具影响力的达尔文《物种起源》的进化论相抵牾，后者认为在生存竞争之外，在存在领域没有绝对的目的或意义。1890年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给杜威的心理学唯心主义以致命的一击，因为其中詹姆斯从一种达尔文进化论的进路来处理心理，认为在维系生命方面，心理与手足和心脏一样具有能动的作用。1898年詹姆斯在其“哲学概念和实践结果”这个演讲中论证说，人们的观念不是世界的“图画”，而是“世界假说”，是植根于习惯之中的行动计划。绝对唯心主义与进化论之间的对立促使杜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进化论面前人们属灵的自我-形象如何确立的问题。
在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的影响下，杜威最终脱离绝对唯心主义。而且在这样一种大趋势下，杜威对于詹姆斯《心理学原理》遗留的问题进行研究，用今天人们所知的“反馈环”取代了詹姆斯的“反应弧”。杜威认识到“学习”比“知识”更重要，后者主要是对于既有信念提供合理性的证明。在杜威那里，“知识何以可能”、“我们如何能够认识外部世界”等所谓的传统哲学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鉴于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人们就在生物方面和文化方面与世界牵涉一起，所以学习是一个永恒的任务，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学习者才是问题之所在。这解释了为什么杜威早期对于宗教有一定兴趣，在芝加哥履职期间（1894—1904）对于唯心主义日益寡言少语，与此同时他的著作中宗教问题开始淡出，让位于对教育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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